一些国家所谓要求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以建立更稳健和富有韧性的供应链体系的观点，实际上是借助疫情将保护主义提上政治议程。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一向他的支持者表示，他将在10个月内创造10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一个方法是为将制造设施从中国迁回美国的美国企业提供税收抵免。他还强调，政府还将取消给予将业务外包给中国的企业的联邦合同。

　　在上次大选期间特朗普也曾有过类似的宣传，并且为此进行了税制改革，但吸引制造业从中国回归的潮流并没有出现。美国一度繁荣的经济曾主要依靠本土的能源部门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但在疫情期间，这个部门遭受了严重打击。

　　全球疫情暴发后，美国的政治人物热衷于谈论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而一些研究机构也就这个假设的议题进行各种分析，制造某种潮流。但深陷疫情困境的企业实际上更关注自身的生存，尤其是那些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全球化公司。但他们的确也受诸如“供应链重组”等政治宣传影响的苦恼。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近日发布的2020年度会员调查显示，近七成受访美国企业对中国市场未来五年的商业前景感到乐观。基于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87%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不打算将生产线搬离中国。英国广播公司引用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全球近90%的企业把中国大陆作为首选前三位的采购目的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全球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显然，来自企业的声音与政治鼓动是截然不同的。

　　一些国家所谓要求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以建立更稳健和富有韧性的供应链体系的观点，实际上是借助百年难遇的疫情将保护主义提上政治议程，包括让制造业回流从而提供就业岗位，以牺牲全球化形成的生产和供应链结构，建立一个躲在保护主义外壳下的本地化生产体系。

　　美国有研究机构日前发表报告认为，一个持续五年、总计一万亿美元的资本支出周期，将支持那些并非为了满足中国市场需求而进入中国的外国制造业迁移，实质性地重塑供应链，而不会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产生抑制性影响。这显然是纸上谈兵，因为获得制造业竞争优势的环境并不能仅仅依靠资本支出建立，还需要解决劳动力成本过高、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同时，也要考虑其他国家比如越南，是否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大规模改善基础设施。以及，如果各国分散投资则难以获得产业聚集优势带来的效率问题等等。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制造业不仅在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中遭遇财务状况方面的挑战，还因为经济下行而面临需求侧的压力。那么，美国的制造业企业是否有能力和意愿在这种背景下告别中国，为新的生产线进行大规模投资?显然，这对于美国企业而言存在巨大的风险。

　　事实上，当美国政治人物寻求推动供应链重组的时候，中国正在发动一场新的产业革命，并会形成新的产业结构与供应链体系。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如果因迁移而失去参与新的供应链体系的机会，并且因为企业搬迁而消耗资本，那么，其竞争力将会受到影响。因此，或许只有那些传统部门才有较大可能搬迁，而这个现象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多年。

　　全球化并非只有全球分工体系，还包括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同。例如，次贷危机后G20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美国优先”政策下的美国政府不仅试图摧毁政策协同环境，还鼓动破坏全球分工体系。疫情之下，如果因美国引领保护主义而导致没有国家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就可能使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跌入“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也是中国强化内循环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美国如果试图破坏全球化与制造业全球分工体系，将很难受益于这种破坏带来的制造业回流，但很可能会因为这种破坏而损害美国跨国公司的利益，从而挑战美国制定和主导的规则体系，其他国家可能会面临暂时的混乱，美国原有的霸权地位也可能将被削弱。